海洋贸易、货币流通与经济社会变迁——东亚海域沉船发现古代货币及相关问题思考
02-13 次遇见一、贸易之海:东亚海域交流与古代沉船
考古发现显示,东亚地区海洋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史前人类利用海洋、改造自然的能力虽然非常有限,海洋是不易逾越的障碍,然而智慧的人类不断发明创造,航海活动的能力逐步提高,经验也逐渐增加,掌握航海技术,从制造船只,到利用天文洋流,跨越海洋。7,000年前的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6支木制船桨,以及一只“夹碳黑陶舟”,是中国东越民族海上活动的证据。而同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人类活动遗迹,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以至台湾乃至太平洋岛屿也有发现,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与海岛之间,中国与东南亚乃至南太平洋岛域地区,通过海洋纽带,存在着某种跨海域、跨种群的经济文化联系。在中国南方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的4,000–5,000年的岩画,描绘史前越人使用的船只和人物形象,与中国香港、台湾等发现的史前岩画内容与风格都很相似。与世界上许多反映陆地游牧民族生活景观的史前岩画不同,这些岩画体现的是另类以海洋渔猎为生的滨海人群生活的海洋岩画,船只是用木料加工组合而成,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只航行,已经不是最原始的船只,离独木舟时代很远;在珠江口湾区海域还发现大量用以稳定船身的石锚和捕捞用的石网坠,说明先秦时期越人行舟致远,不仅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问题,在海洋捕捞上也有了相当规模。
中国古籍记载了先秦时期中原与沿海地区与海外有交往。《竹书纪年》说夏朝统治者曾经“东狩于海,获大鱼”。《诗经·商颂》也有中国与海外交往的诗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来自南海海域的海贝7,000枚,说明殷商王朝与东南亚地区有着经济乃至政治性交往。西周威名远播,“越裳献雉,倭人贡畅。”越裳泛指南荒远国,地望当在今越南中部或南部;倭人指日本。而战国时期燕国与朝鲜、日本的交往一般是从登州湾出发,入渤海湾北向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南端,沿半岛东侧北上鸭绿江口,在走朝鲜半岛西侧近海,至半岛尽头,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本土。秦统一六国及其后的楚汉相争,导致不少内陆汉人逃到朝鲜半岛,有些渡海进入日本山阴地区,亦今中国地方的岛根、鸟取县。日本以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命名的“弥生文化”,就是公元前三、二世纪从大陆输入铁器,然后传入以铜剑、铜牟、铜铎等祭器为代表的青铜器,形成铁器、青铜器与石器并用的文化遗存,当然大陆稻作农业文明也随之传入日本。秦始皇时代的神仙传说与徐福东渡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十分可疑,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汉之际中国与日本、朝鲜的海上交往、催生弥生文化的历史。
海洋史学家将公元前一二百年以前中国东夷、百越族群致力于建立“海洋国家”(方国、王国)为海洋活动行为主体的时代称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东夷百越时代”。这些濒海国家不受中央王朝的控制,他们和大海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也深层次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确实如此,这一阶段也是东亚海域交流的第一个大时代,随后秦皇汉武从陆域到海疆大大拓展了统一帝国的版图,大大拓展了对外交往的海陆网络,不仅实现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直接对接和文明对话,汉武帝还派出的使团从北部湾海路航向黄支,实现了从东方向西方、和从西方向东方的海上航路在印度洋上的里程碑式对接。南越国时期番禺都会遗址出土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广州汉墓出土大量外国人形象陶俑和数十条随葬船模,《汉书·地理志》关于汉朝驿使航向黄支国记载,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汉代港口遗址考古发现,都证明中国从南部海港启航,经过中南半岛东部海域,马来半岛东部海域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跨航段/跨海域的海上航线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一条孔道。
强大的汉帝国告别历史舞台以后,经历了加速南方开发、积极经略海洋的六朝时期,中国从分裂割据进入强盛的隋唐帝国统治,东西方海路交通逐渐成为主流。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纷纷在东亚-印度洋航海贸易中显露身手。公元1世纪前后兴起的扶南国海上贸易闻名,是东亚、印度洋海上交通贸易的海陆交汇点和重要中转港,3世纪起成为左右东南亚的大国。印度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可能已经穿越孟加拉湾进入马来半岛,东来的印度人有可能是受到印度教徒迫害的佛教徒,也有可能是受“黄金半岛”的财富吸引,乘季风驾船到东南亚做生意的商人。一般认为公元1–3世纪来到东南亚贸易的多为南印度的注辇人,3世纪后在东南亚最有势力好和影响力的的印度人是来自东岸的巴拉瓦人(Pallavas)。公元4至6世纪,印度在笈多王朝统治下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的统一和良好的管理促进了对外贸易。受印度影响,东南亚出现了一批“印度化国家”,影响甚至远及菲律宾群岛。然而迄今为止,东亚海域至今仍未发现公元8世纪以前印度人的商船,以致于我们思考“印度洋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东南亚乃至-东亚-太平洋世界?” 这一命题时经常陷入困惑。总之在海洋考古方面目前是无指望找到有价值的印度沉船案例,当然也很难给印度人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海洋史增写新的篇章。
8、9世纪“广州通海夷道”贯穿南海诸国、印度洋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域,并与航向日本、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海路相连接,对东亚各国发展影响巨大。萨珊王朝的波斯人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人以波斯湾地区为中心,形成从印度洋到南海,经营从西亚、印度洋西部、孟加拉湾到东亚的海陆运输与海洋贸易网络。取代倭马亚王朝(中国文献称为“白衣大食”)并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中国文献称为“黑衣大食”)更注重对东方的贸易。波斯、大食商人从尸罗夫等港口出发,沿着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三佛齐、林邑,穿越“中国之门”来到唐朝的交州、广州和扬州。9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指出:“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法国学者索瓦杰指出,首批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其原籍都是阿曼人。阿拉伯人宣称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的城市”,“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 居住在广州“蕃坊”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成千上万。与阿拉伯人的海上商业活动相伴随,伊斯兰教依托海洋也向东扩张,在东南亚乃至东亚不少地区开启了伊斯兰化阶段。
东南亚是连接印度洋与东亚海域的咽喉与枢纽,处在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在东西方海洋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区许多特有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均有广大市场。7世纪以后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巴淋邦,Palembang)为中心的室利佛逝帝国,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地区,势力最盛时据有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北及马来半岛,“为马来群岛最强之国”。“自从印度海舶向东方作长程航行后,以至阿拉伯人由海路而至东方贸易——九世纪时,在广州且有阿拉伯人(大食人)之居留地——其间室利佛逝所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且自中国唐代兴起以来,中外贸易极其通畅,更使其地日形重要”。9世纪70年代末黄巢洗劫广州,阿拉伯商人贸易转移到箇罗,“从阿曼到箇罗,从箇罗到阿曼,航船往来不绝”。 13世纪中叶以后室利佛逝逐渐衰落,爪哇满者伯夷(Maja-pahit)王国取而代之。而中南半岛上靠海的古国占婆和新独立的安南(大越)是南海西北部海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宋元帝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取代扶南国的真腊吴哥王朝继续发挥着沟通印度洋与东亚世界的桥梁作用,高棉人以建造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杰作吴哥窟而负盛名。
15世纪以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革,大航海时代开辟了全球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仗剑经商,不断向海洋扩张和全球扩展,逐渐主导着东西方关系与海洋贸易,这一时期东亚海域正当的国际贸易、人口迁移、经济拓植与非法的海上走私、海盗活动互相交织,成为海洋发展与地区局势的突出特征,进入学者所说的“季风亚洲”、“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到18世纪,西方各国在亚洲、美洲、澳洲新大陆和建立起各自的海上商业基地、殖民据点和海上霸权。这一时期中国虽然经历了伟大的郑和远航,然而好景不长,也没有带来多少改变世界的实质性好结果。相反明清朝廷长期实行闭关锁国与海禁政策,结果将唐宋以来的海洋优势和实力消磨殆尽;中国私商长期受官方打压,被视为“没有帝国的商人”,海洋活动受到禁锁。不过沿海民间海洋力量雄厚,不断冲决海禁藩篱,流布到东南亚每一个角落,乃至东亚之外许多地区,近水楼台,人多势众,逐渐编织起遍及全球的华商网络,在东西方力量角逐中保持相当优势。岛国日本这一时期称雄东北亚,国力不断提升,隐然成为明清王朝长期存在之敌国;16世纪日本不仅称雄东北亚海域,而且将势力延伸到东南亚甚至染指印度洋,东南亚各重要港口大多有日本人聚居的“日本町”。东南亚本土势力是各外来势力不得不倚靠的力量,大陆东南亚的安南、暹罗、缅甸等是可以叫板葡萄牙、荷兰的地区性强国,不容小觑。
在悠久漫长的海洋发展史上,人类在东亚海域活动的基本空间——例如海港城市,濒海聚落,海岛,半岛,湾区,重要海航段区,传统贸易、作业海区——留下极为丰富多样的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海洋文化遗存。1970年代以來,东亚各国考古学家在各自海域发现了公元7–19世纪古代沉船数十艘(参见表1),发掘出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各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船载遗物,受到国际考古学、历史学等学者的热切关注,成为研究了解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观察海洋亚洲、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不可或缺的海洋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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