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与物理:昭陵六骏的社会生命史
02-13 次遇见在《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中,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指出“物”像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有别于由自然属性决定、以生老病死为表征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social life)可以看作是由社会赋予的一种生命形式。“如某物,从其进入人的视野或被认为有用时,它就可能被赋予社会身份并开始拥有了社会生命;它成为商品,然后被交易成为礼物,受礼者珍藏为藏品,藏品打碎成为垃圾,都是一个个新的社会身份和生命阶段。直到它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彻底不再说它,它的社会生命才得以终结。”社会赋予物以意义,物又可以阐述社会的情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物具有不同的社会生命形式,恰如一匹马在市场上是商品、在馈赠时是礼品、在战场是坐骑、被纪念时又成为象征。伴随“商品—礼品—坐骑—象征”这一马的社会生命过程流转,马的社会意义也不断变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骏马形象,昭陵六骏在市场、朝堂、战场、帝陵等多种社会文化场域留下了印记。尤为重要的是,六骏主人李世民是大唐开国史上最为关键的政治人物,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运转的“镶钻的齿轮”。六骏社会生命历程这一“物理”,或可成为我们窥探初唐“世情”的一扇窗户。
一.商品:六骏与初唐社会的名马消费风尚
葛承雍先生详考六骏的马种、名号以及隋末获取马匹的渠道,指出六骏大概皆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论证绵密有力,其结论大体可从。然而倘使我们注意到六骏马主李世民“隋臣”、“唐君”的特殊身份,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葛氏所言的隋末马匹供应相对短缺是以一般状况而论,以李氏家族在北周以降的显赫地位,获取优质马匹当较普通兵卒民众有更多的便利,尤其李渊主政的太原周边在汉晋北朝时自身产马且为北马入华枢纽之区,其所拥有的马匹资源当不限于胡马,然则何以六骏皆胡?二、即便六骏皆为胡马,但既入汉地,取名似不必以“胡”为限,曹植宛马名“赭白”,梁武帝所得河南国(吐谷浑)贡马名“赤龙”皆可为例,何以六骏尽取胡名?三、细绎图像,六骏虽然品种殊异,但造型特征上明显共享着一些元素,最典型的便是六骏颈部鬃毛皆被束成三缕,何以对此要强求一致?凡此三点从马的产地、品种等自然属性上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似乎更多与马主的主观选择有关,而主观选择通常无法脱离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和时代风气。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六骏的商品属性入手,探讨初唐社会尤其是社会上层的名马消费风尚。
物“商品化—去商品化”循环往复的背后往往有社会文化动力在起作用。具体到六骏身上,葛承雍先生明言隋末唐初马匹获取渠道主要为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隋宫厩马。马俊民、王世平则径直概括为“买、求、抢”。互市所买之马固属商品无疑,俘获战马和攻克长安所得隋宫厩马作为战利品,属于商品的特殊表现形式。至于所谓外域贡马,揆诸当时的历史情境,更多是唐政权对突厥等诸胡许以政治利益,或以金帛、或以女妓交换而来,名“贡”而实“贩”。据此,商品是六骏入华的第一次社会生命。细揆史料,这一商品带有明显的“舶来品”、“奢侈品”、“名优品”的消费特征。
葛承雍先生判断六骏中的“什伐赤”属当代所谓的“伊犁马”,“青骓”马形上有着明显的阿拉伯马的“双脊”特征,“特勤骠”即汉时著名的“汗血马”,“飒露紫”源自古代里海地区的“亚利安”马种,“拳毛䯄”则是蒙古马。诸马来源基本可对应于隋唐史籍中盛称的良马产地,如产“汗血马”的吐火罗国、“马至壮大”的坚昆、“大宛马种,形容极大”的康国等。如所周知,自汉武帝先后以“天马”指称乌孙马、大宛马,西域“天马”的形象广为中原人士所接受,魏晋阮籍《咏怀》诗云:“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梁简文帝《马槊谱序》亦言“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钱而息影”,唐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诗则曰:“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李白《天马歌》“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冀骨”诸语也将天马与“胡地”进行了“无缝衔接”。据此或可推知,胡地尤其是西域堪称其时良马的地理标识,时人偏爱胡马当是基于一种青睐“舶来品”的消费心理。
陈胜前先生将物质性定义为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稳定的、物质的社会属性。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性的彰显往往和社会的不平等密切相关。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越不平等,就越需要彰显个人的身份。”陈氏此说提醒我们,物质消费的动机从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满足,“我们消费的实际上是物质暗含的东西。”在中国古代社会,马匹消费的意义不仅仅限于骑乘等功能性,还相应具备区隔阶层、标识身份的意涵。汉晋史籍常以驷马高车指代重臣显贵。《后汉书·舆服志》载其时公卿出行,“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立乘”。而“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等多呈现出寒士的形象。洎乎唐代,史载高宗仪凤三年(678)前禁“民乘大马”,又“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唐中后期民生凋敝,部分州郡“仅刺史有马,州佐以下多乘驴”,遂被讥为“郡将虽乘马,群官总是驴”。贱者乘驷马有逾越之嫌,贵人骑乘非当也容易引发物议,譬如汉末“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时人以为“物妖”。张伯伟先生认为古诗中以“蹇驴”“骏马”对称,反映的是在朝与在野、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这一观念是具有政治性的。”联系到贞观二十一年(648)“骨利干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 可知由太宗亲自骑乘且赐名的骏马当非凡物和贱物,应为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奢侈品。
李氏家族自北周以来的显赫地位无需赘言,而异姓革命、由“隋臣”而“唐君”势必伴随着政治身份的全新建构,其家族成员无疑具备强烈的地位消费需求。换言之,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表征将自己嵌入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进而建构全新的统治秩序。出身异域、具有出色外表和优良品质的六骏无疑契合了这一消费心理,《唐会要》载其时官员须按等级分乘大马、小马、蜀马,官员如此,帝王用马就更为讲究。《旧唐书》记载其时“凡将有事,先期四十日,尚乘供马如辂色,率驾士预调习指南等十二车。”玄宗封禅泰山时“大驾百里,烟尘一色,其间又有闲人万夫,散马千队,骨必殊貌,毛不杂群,行若动地,止若屯云。”李氏父子起兵之初虽也面临马匹短缺的困境,但从史诃耽墓志“义宁元年,拜上骑都尉,授朝散大夫,并赐名马锦彩”等记载来看,即便在诸事草创的义宁元年(617),李氏尚有名马赐予降附者,其亲乘御马的身份消费特征应当亦在维持。若此论不谬,则六骏独特的马名和鬓毛样式应当也有其文化涵义。
有关六骏马名除前揭葛承雍文外,芮传明、罗新、陈恳等皆有精彩分析,各家观点虽互有龃龉,但皆承认初唐名马的制名习惯与突厥的马名之间高度相似。笔者于语源学学有未逮,对马名背后的“内亚因素”也难作深入发覆。仅依常理揣测,则“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事物的名称及其命名规则当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能为时人所轻易领会。将六骏冠以胡式名称应是沿袭已久、流布甚广的习尚,其背后的消费心理,可能还是类似杜甫《李鄠县丈人胡马行》所谓“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的认识,以胡马名称相标榜能够自抬身价。至于六骏颈部鬓毛皆剪为三段高的原因,孙机先生认为是“受了突厥马的影响。”从器物传播的角度来看,杨建华先生将传播定义为物质特征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又以欧亚草原地带马具、武器等的传播为例指出:“接收方首先采纳的是武器,其后才是装饰品,说明文化认同要晚于功能性的需要。”鬓毛样式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马的耐力、速度、负重等功能性无关,承载的更多是“时尚”和审美价值,对胡马外在装饰特征的保留,说明中原人士对胡马的消费需求已经超出纯粹的功能性考量进入到文化认同的层面。细究根底,还是依托于胡马良好的“商品口碑”。
二.礼品:拳毛䯄背后的“信—任”型君臣关系
唐《许洛仁碑》有墓主向太宗进献骏马以及将骏马刻石勒功的记载,兹节录如下:
太宗尝从容谓公曰:“我在并(阙十二字)踈隔,每□□畴□,不□于怀。卿□□别,与朕相见,欲得时论昔日之事。”昔者王业权舆,帝图草创,太宗经纶天下,曾涉戎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公于武牢关下,进䯄马一匹,□□追风,未足□□□□;□□□魏,无以匹其神速。每临阵指挥,必乘此马。圣旨自谓其目,号曰“洛仁䯄”。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夫以□□之□(阙十五字)而徐□□壁台驭□九□□,总□连类,一向眇小。公又于万年宫进马一匹,圣情喜悦,乃亲乘御,顾谓群臣曰:“此人家中恒出好马,又能(阙二十二字)咏。五弦在御,八佾充庭。
墓志载许洛仁曾于武牢关下进䯄马一匹,此后太宗“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学界多将其比定为昭陵六骏之拳毛䯄,姑且从此。由此,拳毛䯄被赋予了“礼物”的社会生命。阎云翔认为礼物具有传递情感、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以及帮助个体实现行动目的的功能,并据此将礼物分为表达性礼物、工具性礼物和混合型礼物。“表达性礼物主要表现在横向的关系流动中——人情伦理,工具性礼物主要表现在纵向的等级流动中——等级秩序。”在等级身份上,馈赠方许洛仁与受赠方李世民之间无疑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相应的,这一馈赠行为也是一种纵向的等级流动。许洛仁在两《唐书》中无传,其事迹附于其兄许世绪传后,仅寥寥数语。综览志传等材料,其虽系开国元从,但一生迁转基本囿于禁军系统,推迁未及封爵裂土之赏。与资历相类的所谓“文学馆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比,其功绩和仕宦均乏善可陈,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缺少垂注的价值,笔者所寓目的,更多在于通过许洛仁和太宗之间“馈赠—接受—回报”的过程,窥探在礼物的流动中,初唐君臣间关系的塑造与维持。
侯旭东先生以西汉为例,将中华古代帝国的君臣关系细分为礼仪型和“信—任型”两种。前者通过皇帝登基,群臣拜谒、称臣等仪式以及日常政务中的文书行政等建立起来,后者则“针对不同的人,分别或兼有心灵或情感上的契合、倚重、相悦或爱慕等,其中共有的内核则是个人间的信赖,尤其是皇帝对对方的信赖。”“信—任”型君臣关系通常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接触和某种特殊机缘。前者在许洛仁的仕宦经历中斑斑可考,志载其“前代衣□,并令宿卫”,自少年时便朝夕陪侍李世民左右,隋末李渊父子阴图举事,值此太宗“潜在龙邸,密召豪杰”之时,许洛仁先是追随世民诛杀隋晋阳郡丞高君雅、都尉王威,后“文皇引公于内宫,为领队兵主。”此后李世民亲与的击宋老生、伐薛仁杲、擒窦建德诸役,许洛仁“皆亲领选士”,承担的主要还是亲军护卫的职责。此后许氏辗转于右卫原城府统军、右武卫中郎将、左监门中郎将、左监门将军诸职,基本不出“北衙”禁军系统,这些职务的共性和显著特点则是常侍君王左右、贴近权力中枢、与君王安危休戚相关,非君主亲密信赖之人不能荷此重任。
志载洛仁在武德初年拜三卫车骑,“侯君集、段雄(志玄)、乔轨,并莫府功臣、悉在部内”,史料又可见程知节、张士贵等初唐名将在太宗夺嫡前后皆有任左、右屯卫大将军“于北门检校屯军”、“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的经历。诸将皆为太宗信赖的潜邸旧人,但相较侯、段、程、张,许洛仁的生前勋业和死后荣名无疑相去倍蓰。考其原因,当是由于许氏一生的政治舞台基本局促于禁军,而其余诸将则有更多机会被委以专征之任。诸将既然皆蒙太宗恩宠,此后仕宦轨迹不同当主要基于品性和能力的差异。换言之,太宗在选取禁卫人选时或许首推忠诚,但“忠臣”若终身陪侍君王左右,则很有可能是因其品性和能力不适合独力领兵在外。宫廷禁卫与专征将帅分别如同太宗的甲胄与战刀,甲胄固需坚实可靠,但削平天下、恢弘土宇则非战刀莫属。许洛仁能够长期保有此职,一方面固然暗示太宗对其圣宠不倦,但较诸其他同僚,相应也少了许多独当一方、在战阵杀伐中搏取军功的机会。许洛仁墓志中以志主比拟滕公、典韦,屡屡强调志主“以屠龙之伎,处割鸡之用,小道既□,大□方□”,“居上将之列,才可匹仪形”,似乎也折射出志主试图平衡“宠”与“功”,既欲彰显君主宠信、又渴望证明自己能力的微妙心理。
李许君臣间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接触已见前述。“信—任型”君臣关系依赖的某种特殊机缘在许洛仁墓志中则表现为两次献马行为。如所周知,等级社会中存在着权力依附关系,“在等级制的社会关系中,礼物的流动更能体现出它的策略性和目的性。……送礼体现了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重和忠诚,反映了位尊者在他们下属中的权力和威信。”许洛仁送礼背后的功利动机囿于资料匮乏,不宜过度揣测。事实上碍于人心的幽昧难知,将送礼者的动机做情感性或工具性的定量划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作为唐代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载体,墓志的体裁特征决定了其书写渗透着志主及其家人的价值取向。许洛仁墓志之所以对献马一事大书特书,必然是因为此事对志主及其家庭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详审志文,许氏献马的直接诱因是其时“太宗经纶天下,曾涉戎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作为史上著名的马上天子,太宗在李唐开国战争中时常身冒矢石、冲锋陷阵,骏马对其的意义毋庸置疑,六骏中四骏皆曾中箭的史实也从侧面说明了太宗坐骑损伤的频率之高,许洛仁送马可谓正中太宗下怀,故而“每临阵指麾,必乘此马”。第二次进马也“圣情喜悦,乃亲乘御”,太宗亲乘本身无疑就是对马匹价值和许洛仁送礼行为的至高肯定。如果说此处太宗感念的还是马匹本身的神骏,“(下空)圣旨自为其目,号曰洛仁䯄”、“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诸语则明确表明送马拉近了君臣之间的情感距离,且给太宗留下了“此人家恒出好马”的印象。
董卫指出李氏晋阳起兵时,世绪、洛仁兄弟在军伍之中均为中下级官僚,无家世可为凭恃。故其阶层提升的手段不外乎依附君王和建功立业。本节前已指出:不论是由于长期担任禁军职务限制了其在战场的发挥,还是因其缺乏攻城略地之才而久居禁卫,许洛仁生前并未立下显赫的战场功勋。从墓志来看,其前半生虽追随太宗亲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但所扮演的角色并非紧要,后半生的几次迁升则基本是因为“翊卫勾陈,历兹永久”、“莫府寮旧,顾眄隆重”的政治资历。史料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忠诚、勤勉、能力不甚突出但始终得到君王信任的形象。墓志不避烦冗地记述了诸多太宗与许氏交往的细节,亦可知太宗的信任在许氏及其家人心中的分量。二者间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固然是因为朝夕相处积累起来的亲密情谊,但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许氏两次成功“送礼”的政治回报。透过许洛仁赠送拳毛䯄的个案,我们或可隐约探知在初唐社会中,礼物的流动如何形塑君臣关系,而礼物又如何在流动中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战马:秦王的作战风格与隋末战争特点
六骏另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身份是秦王御骑战马。事实上,石刻所见六骏陷阵身姿、中箭形象乃至太宗御制赞语也都在刻意强调和凸显这一点。李世民以秦王之尊在初唐开国战争中亲冒矢石、无役不与,诚为以战功定天下的典范。而太宗在称帝后的意识形态建设中也不遗余力地运用此类战功资源,以至秦王“提剑鞠旅,首启戎行,扶翼兴运,克成鸿业”的历史叙事在贞观年间成为一种话语格套。后世史家通过这些被裁剪、拼接、修饰过的史料所看到的李世民形象,便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古今唯一之天可汗,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范文澜先生也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起兵关中,建立唐朝,主要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诚然,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允许仁智各见,但过于执着李世民的个人英武形象,则不免将天下之美尽归诸彼,以为“唐代之武功为吾民族空前盛业,主要应归功于不世出人杰李世民,此历史之真实也”。如此,则李唐开国历史不免遮蔽在太宗个人勋业的阴翳下。“不世出”的表述事实上将历史人物剥离出其“所出之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节所期望实现的,则是通过剖析当时的战略文化和战争特色,还原历史人物原本应在的时空坐标。
曾瑞龙先生指出:“任何军事信念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存在一个形成过程,可是当这种信念形成之后,它就以一个战略文化的形态被保存着,对未来的战略发生影响。传统的军事史研究倾向于把战争定位于一个狭窄的时间单元,认为战略决策的做出纯粹是对“现实政治”的应因,假定战争具有独立于文化和传统的内在逻辑,战争史应排除对“工具理性”以外的探索,而“文化”,如同杰克史耐特(Jack Snyder)所批评的那样,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标签,贴上去阐释那些不能再被具体一点地阐释的东西”,是“当所有途径都失效时的备用解释。”若实情如此,则在李世民的百战生涯中,针对不同战场上的不同敌人,其战术应当不断更新、风格应当不断变换。但综览战史,不难发现几乎在李世民亲与其役的所有战争中,骑兵陷阵、野外决战是其一以贯之的战场表现。以致平薛仁杲时“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犯兵家大忌而最终获胜。从这一角度来看,单个的六骏图像是其陷阵瞬间的凝固,六骏高度一致的陷阵、中箭形象则凝练出其一贯的作战风格。换言之,与其将李世民定义为奇计迭出的名将,毋宁说其名将形象的建立主要依赖将骑射陷阵这一手段化身千万,更灵活地运用于不同战场。据此我们或可追问,何以骑射陷阵在李世民的战术选择中具有如此明显的优先性?又何以主将骑射陷阵在初唐战场上如此有效,以至李世民仅凭此道就可成为名将?
揆诸史料,李世民的此种作战风格绝非个人性情所能完全解释,而是对当时特定时空环境的因应。李世民青睐骑射陷阵首先当时受突厥战法的影响。斯加夫认为唐朝对统兵将领的选拔侧重于擅长轻骑作战、通晓草原习性等特点。事实上,这一选将特征最早在隋代即已露出端倪。史载炀帝大业年间,李渊以隋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承担抗击突厥的军事任务:
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尝卒与突厥相遇,□骁锐者为别队,皆令持满,以伺其便。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帝知众欲决战,突厥畏威,后与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
在替杨隋平定国内叛乱时,李渊也曾经“帝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李渊诸子乃至女儿平阳公主皆善骑射,李世民更大有父风。家族影响之外,“唐朝的将领一般以骑射闻名。”以李世民同时代将领而论,“(尉迟)敬德善解避槊,每单骑入贼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槊,还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围,往返无碍。”秦叔宝、张士贵、程知节、裴行俨等李唐开国将领无不长于骑射冲锋,亲自领军陷阵的割据群雄如薛举、薛仁杲、高开道等也不乏其人。作为初唐战争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主张作战时应“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而“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并将其骑兵思想追溯至曹魏。据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地内外战争促进了骑兵的广泛运用以及骑兵理论的成熟,隋末唐初,骑兵灵活的机动能力以及作为有效突袭力量的特点已经成为兵家广泛知晓的“常识”。李世民相较同期诸雄,在战法上并非旁逸斜出,恰恰相反,他的才华主要在于将常规战法运用地更为娴熟、灵活。而幸运的是,他又恰好拥有较多施展此战法必备的良马和战将资源。
战争传统之外,李世民鲜明的骑射陷阵倾向也来自于对当时战争特性和对手实力的理解。隋末群雄大多旋起旋灭,国祚短促。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群雄政权内部组织结构不严密,二则因为群雄大多实力有限,难以负担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资源。任彪先生认为“群雄政权兴衰成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诸政权内部难以维系,而群雄政权内部难以维系的原因,则在于流民、豪侠集团的分散性。”隋末战事频仍,诸政权很难有时间将降附的流民、豪侠从容消化,这些未经“齐整化”的势力战胜时固可维系,战败则容易瓦解。不仅难以承担陷阵决死之任,还需主将亲冒矢石以相激励。史载李渊举兵之初“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在攻取西河战事中为维系军心,除了申明军法,“建成、世民与军同甘共苦,遇敌则以身先之”,取得了“军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的效果。在攻取霍邑抑或回救晋阳之间,李世民力主前者,原因也是“今若退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李密的瓦岗军实力雄厚,但“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萧铣麾下“诸将专横,多专杀戮。”而“(王)世充得地虽多,而羁摩相属,其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朝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未若乘其衰,破之必矣。”李唐对手中高开道、刘黑闼、梁师都等皆在战事不利后为其部属所或擒或杀。中枢破灭往往继之以土崩瓦解,陷阵冒险成功则能很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隋末战争因此也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青睐突袭,重短促的战术而轻缓进的大战略;二是首脑人物往往亲赴戎机,逞“匹夫之勇”的色彩较为浓烈。综此,六骏陷阵中箭图像在展现李世民“不世出”的英武形象同时,也折射出其“所出之世”的若干战争面相。
四.象征:六骏石刻与秦王功勋叙事
有关在昭陵陈设六骏石刻的缘起及制作细节,史书记载多有龃龉。据《唐会要》记载: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毕。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于陵司马北门内,九萯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
《金石录》“唐昭陵六马赞”条曰:
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世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
北宋游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中则云:
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之赞。晚始得《唐陵园记》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马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高宗总章二年,诏殷仲容别题马赞于石座。”即知赞文乃太宗自制,非天策学士所为,明矣。
据此,关于六骏石刻的制作时间有贞观十年(636)、贞观二十三年(649)两说,赞文也有太宗自制和天策学士所为两种争议。由于传世史料中最早的《唐会要》距石刻初作之时已逾百年,并非实录之类的直接证据,故而“无论是贞观十年,还是贞观二十三年,都还只是推论,难成定谳。”即便对此用力最深的李丹婕先生也只是审慎地认为“它们最可能雕刻的时间,自然也就是长孙皇后下葬后,昭陵修建之初。”但无论其制作于贞观还是永徽,赞文作者为太宗抑或其他,史家大多注意到其背后渗透的政治意涵。从小的方面说,六骏石刻与蕃君像、陪葬功臣墓等共同构成了昭陵这一宏伟的、整体的、不可移动的政治景观。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观照,包含六骏石刻在内的昭陵又与太宗朝创制或定型的《秦王破阵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乃至削删《实录》等共同形塑了唐初尤其是贞观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换言之,无论史(削删《实录》)、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舞(《秦王破阵乐》)、石(昭陵六骏及蕃君雕刻),都体现出李唐建构正统创业历史叙事的努力。然而史家措意不足的一点是:同为历史叙事媒介,《实录》、功臣像、蕃君雕刻、《破阵乐》均着眼于“人”,以人物形象或事迹为载体,何以唯独在书写李世民秦王时期勋业时,其载体却变更为“物”(六骏)?
揆诸史书,在最初选取书写秦王勋业的政治景观时,六骏石刻并非唯一的选项。史载贞观七年(634),太常卿萧瑀奏言:
今《破阵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
太宗则对曰:
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
李丹婕先生据此认为这一方案被否决的原因在于“李世民是顾及眼前在世将相的感情,其中不少人与那些隋末称雄一方的霸主曾有‘一日君臣’之谊,故不忍让他们再次目睹旧主被生擒或斩杀的场景。”论证当属允当。但关于此事,《通鉴》详述其发生背景为“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联系到这一对话的发生场景为元会宴飨之际朝堂上正式的君臣奏对,涉及其间的“见在将相”和记录对话的史官依常例应当在场,则太宗此语是推心置腹抑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冠冕之言无疑可以打个问号。换言之,除了公开场合所作的正式表态,太宗此举是否还有不宜宣诸于口的隐衷?
如前所言,六骏石刻密切对应的是李世民秦王时期功业,阶段性特征明显。与此后“皇帝·天可汗”时期李世民作为至尊对唐帝国各方面成就享有独一无二的领导之功不同,这一时期李世民作为秦王在功业方面实际面临着与乃父乃兄分享、争夺的困境,李世民固然在削平北方诸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建成、元吉同样曾有功于此,如高祖晋阳起兵不久的河西之捷,“其实领兵核心是李建成,李世民只是哥哥的副手。”《资治通鉴》载“(武德二年)戌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刘武周进逼晋阳时,建成、世民力排众议,确定了继续进攻霍邑的军事战略。武德四年(621)平王世充之役,齐王元吉曾设伏生擒其大将乐仁昉及甲士千余人。“(武德四年十二月)丁卯,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黑闼。”削平山东的收官之战中,刘黑闼更是为建成部众所擒。退一步说,即便建成在开国战争中毫无前线实绩可称,但其以储贰之位坐镇后方,事实上也起到了居中策应、统筹全局的作用。若“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势必牵涉到建成、元吉功绩的表述问题。而与同样意图彰显秦王征伐功业的《秦王破阵乐》不同,前者因其乐舞的体裁特征,主要是以场面的宏大、军阵的壮丽摹写秦王“百战百胜之形容”,秦王之外的次要人物可以被置换于舞乐背景之中,省略或仅虚写其轮廓,亦即所谓“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而若以人物故事形象展示这一历史进程,势必不能回避这些细节,处理起来不免矛盾丛脞。颇堪玩味的是,这些无法回避的细节固然牵涉到昔日与群雄为“一日君臣”、今为唐室“见在将相”的颜面,但建成、元吉故旧中有功于开国战事而今为“见在将相者”也大有人在,如原建成阵营的薛万彻就在平梁师都、窦建德、刘黑闼战役中出力甚多。若“图其形状”,则置此辈于何地?
以六骏石刻摹写秦王个人勋业则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些窘况。六骏作为“物”自始至终与秦王之间存在密切的依附关系,六骏在战争中的“在场”等同于秦王本身的“在场”,六骏迭处险境、英武不凡的形象实际突出的是太宗个人的战场角色。辅以太宗御制《六骏赞图》中“平刘黑闼时所乘”、“平世充建德时乘”等格套化表述和依次铺排,事实上将开国战争中繁杂、交缠的历史脉络裁剪、归并、修饰成一种线性的历史叙事,将李唐开国战功转化为秦王个人勋业,这或许是才是当时以“马”写“史”的本相。
五. 余论
物的功用和价值归根结底依赖于其自然属性。以六骏而论,其最显著的自然属性无疑是“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中,“骏”可以延展出三种意涵,亦即品质的卓越、“品牌”的高端以及品种的珍稀。品质的优良是就其外貌、耐力、速度等而言。“品牌”高端则因其来自于中原人士认知中的良马产地,且历来被视为天马之胤。数量的稀缺不仅从唐初获马渠道的狭窄可以推知,太宗晚年骨利干“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驥”等记载也从侧面证明:为太宗选中并御赐姓名的马匹当属稀世珍品。以上因素的叠加使得六骏在进入(广义的)商品流通领域后呈现出舶来品、奢侈品、名优品的特征,迎合了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区别贵贱、标识身份的消费需求,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阶级性”的商品,胡式的名称和鬓毛样式或许也是由于这种身份消费的心理作祟。
莫斯认为:物在人际之间的流动中被赋予了“灵力”,“灵力”实现了对物自然属性的超越,这种超越促进了“人“与“物”的融通,增进了人与人的交往,在礼物的流动过程中,社会等级秩序也得到了诠释。礼物承载着因交换产生的人情、地位、权力、声誉和财富等。从六骏的情况来看,这种“灵力”主要表现为脱胎于等级秩序,但为等级秩序变体的“君宠”。六骏中由许洛仁赠予太宗的拳毛䯄可以被视作一种礼物的上下级流动,是一种由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平等的礼物交换。作为臣子的许洛仁向主君赠马或许是出于某种策略性或功利性的考虑,但在“赠予—接受—回馈”的过程中,许洛仁最重要的收获与其说是物质性回报,毋宁说是君臣间基于情感联系的“人情”,礼物的流动也塑造、维持、拓展了“信—任”型君臣关系。需要补充的是,丘行恭在飒露紫中箭、秦王深陷重围时将自己所乘之马让与秦王,可以看作特殊场景中的“赠马”行为,其意义无疑超越了所赠之马的自然属性,获得“救驾”、护主等“灵力”,六骏石刻中唯独保留丘行恭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由于李世民个人情感的倾斜。
自然属性固然重要,但“物”的社会生命形式最终是依社会情境确定的。六骏固然有着战马必备的所有优良品质,但若遭逢的是升平之世,抑或委身于“守文”君主,抑或虽出生乱世但骑战已经式微,都更有可能是在皇家苑囿中以“奇畜”或宠物身份从容老死,其之所以能以战马姿态大放异彩,首先是由于“不世出人杰”李世民对骑射陷阵的青睐,而骑射陷阵在李世民战法选择中的优先性,又植根于隋末大争之世的战争传统和战场特点。
无论六骏最初与李世民产生关联是由于其昂贵、稀有、优质的商品属性还是与身份、等级、权力有关的礼物馈赠,但当其被李世民纳入彀中、频繁使用后,自然会产生出日常、陪伴、扶持的“灵力”,使其在殁后蒙上了一层“故物”的色彩。马的忠诚以及陪伴李世民出生入死的经历,又深化了这一色彩。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宗将六骏勒石纪功与其令功臣死后陪葬,“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 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的考虑都是基于一种普通人所共有的,对过往的伤逝与追忆。但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太宗作为雄猜君主一举一动都攸关政治,故而六骏石刻的制作和陈设也渗透着政治意图。六骏形象被政治权力、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所形塑,当其成为政治景观后又参与到权力、规范、传统的建构之中。初唐以降,其形象迭经变化,《安禄山事迹》载按史叛军攻陷潼关之时,有黄骑军数百队凭空出现,“是日,灵宫石人马汗流。”宋代陕西地方官游师雄立《昭陵六骏碑》、元人张昱的咏古诗《唐太宗骏马图》、金代赵霖的画作《昭陵六骏图》等可见后世民众、官方、文士对六骏的想象、附会和发明,客观上也延续了六骏的社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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